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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伉俪

发布时间:2018/11/15  发布人:倪静波 [阅读次数:510]   [关闭


——  —对鲜为人知的革命情侣胡振芳和孙慧敏

    作者:于百成

       2015年盛夏的一天,笔者来到宁安市东园子一老朋友家做客,老朋友今年已经七十三岁了,叫史国臣,体质健壮、性格开朗、善交朋友,跟我是忘年交。他家是一处占地两千多平方米的三合院,青砖瓦房,古典门楼,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院内花团锦簇,古朴典雅。他善于收藏古董,老照片等等,走进他家就走进一座民俗博物馆,因此,我就成了他家的常客。

       去年的盛夏季节,我来到他家,他拿出几本书让我看,然后,他就一五一十地给我讲述了几天前发生的事。

       几天前,他在院里浇花、除草,突然从外边进来一群不速之客,其中,有一位年逾古稀的女人,她自称是早期在宁安搞党的地下活动的革命伴侣胡振芳和孙慧敏的女儿,叫胡立生,其他人都是她的儿孙们。她们得知我朋友家收藏许多老照片,其中就有胡立生父母的照片。她们送给我朋友的《往事如歌》、《经历与见闻》等几本书都是胡立生及她的母亲孙惠敏的回忆录。我详细翻阅了这几本书,我被胡振芳和孙慧敏的革命事迹深深感动了!从前,只在电影里、小说里看到革命先烈事迹,想不到在这座小小的县城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有了地下党的活动,胡振芳同志还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胡振芳1913年生于东北名城宁安县,又名宁古塔。当时的胡家在宁安县是一个颇为富庶的大户人家,他的父辈有四个兄弟,他父亲排行老四,整个胡家大院只有胡振芳一个儿子,可谓掌上明珠。胡振芳自幼禀赋聪敏、活波开朗,六岁上小学、八岁登台讲演,十几岁到北平念高中,后来考进北大。赶上日本鬼子侵占东北,胡振芳就参加了北大学生针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到南京卧轨的抗议行动。后来由于在北京的姑姑、姑父怕他出事,强迫他返回宁安,那时他还不到20岁。回到宁安后经介绍参加了苏联红军远东司令部情报组,专门搜集日军军事情报活动。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孙慧敏。

      孙慧敏生于1908年宁安城牡丹江南岸永安屯的一个农民家庭,其父从小给地主家干活,由于勤奋劳动,自己开垦一些土地,有了点积蓄,近30岁才娶妻生子。孙慧敏共有一个哥哥、五个姐姐,姊妹七人,她是最小的一个。孙慧敏是生在一个农户大家庭中,长得两只大眼睛,皮肤又白又嫩,聪明、懂礼貌,很得家人的喜爱。从小爱学习,能一口气朗诵十几首唐诗,十二岁上学当插班生,从小学到初中、师范毕业,她都一直是学习最优秀、表现最优秀的学生,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欢。毕业后被留校当教师,由于文化底蕴深厚,大家出身,礼貌礼仪都很出众,深得同事们的羡慕。工作之余她与两位姐姐开了一个缝纫铺,这才有机会认识了胡振芳。胡振芳比孙慧敏小五岁,每天到铺子里来,主动找点杂活干,三姊妹都很喜欢他。胡振芳很有眼光,他一眼就看上了孙慧敏,晚上关门后他总是给三姐妹讲些有意思的事情,什么北京的长城呀、南京的玄武门呀,当然也慢慢地掺杂一些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开始,孙慧敏并不太喜欢这位长得很清秀,年轻好玩、好动、看起来好似很幼稚的胡振芳。并且想:“面对我这样好稳重、讲礼貌的女中学教师,他不应该有所希望。”但胡振芳在别人的鼓励下,同时也因工作需要,千方百计地接近孙慧敏。孙慧敏看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沦为亡国奴,便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看他有一腔爱国热情,从事有益的活动,便对他产生了好感。经常给胡振芳提供方便,后来她知道了胡振芳是共产党员,并为苏联远东军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很是钦佩,主动帮助打掩护。有一次,她还救了一位地下党叫曹梦朴的人。那时共产党员是绝对保密的,日本军遇到共产党人是宁杀不赦。

       那是五月的一天,孙慧敏的同学赵非冰匆忙来到她的宿舍说:有件事求她帮忙,她的爱人曹孟梦朴是宁安县有名的共产党人,日本宪兵队到家逮捕他时,正赶上他到医院看病而幸免。她想让曹梦朴到孙慧敏的宿舍避避。孙慧敏因痛恨日本人,又觉得应对抗日救国的进步人士予以保护,于是就同意了。曹进屋不久,就有一日本宪兵队的便衣来到宿舍门口,他说:要做便服。实际是在室内到处观察情况,孙慧敏猜测出来人的身份,就假意地和他攀谈做便服的问题。这个人坐着不走,孙慧敏十分焦急,将近中午,孙慧敏当警察所长的侄子来了,说:“前天下雨靴子是否放在宿舍了?”说着便打开了门,那个陌生人也趁机看了看,见室内没人就走了。其实曹已经躲在门后,孙慧敏的侄子走了以后,她很快就给曹梦朴化了妆 ,等待傍晚趁天黑时把曹梦朴送到北卡子门外,才放心地回来了。后来曹梦朴被新中国授予开国少将军衔。

       由于工作需要,加之胡振芳和孙慧敏都有抗日爱国的热情,他们很快结婚了,当时胡振芳只有21岁,孙慧敏27岁。婚后的几年里,他(她)们曾享受过美满的家庭生活。胡振芳很爱他的妻子孙慧敏,特别是有了两个孩子后,他本人有一份很体面的工作,抗日救国的情报工作又给了他一份内心的鼓励,他觉得自己很幸福,在日伪统治下他能享受同龄人根本得不到的东西。有时因某项情报工作顺利完成,哪怕是深夜他也会把孩子从被窝里抱出看,抱着孩子跳“华尔兹”,孙慧敏此时总说:“胡疯子又来劲啦”。后来,由于有才华、有能力,又读过北大,所以胡振芳被聘为县城有名的东园子小学校长。他利用假期经常去牡丹江、哈尔滨送情报,他日语很棒,又是年轻的小学校长,还为掩护工作交了一些日本“朋友”经常与他们喝酒应酬。胡振芳按现在的说法是个帅哥,年轻漂亮,有男人魅力,既活泼又幽默,每天上班西装革履。每天既要领导一个学校,还要为搞情报去开展广泛的社交活动。他对子女十分疼爱,每天回家都给孩子们买一些糖棍,孩子们也都离不了他。有时赶上夫妻两人都有空,一家人会逛大街、串商店、游公园。胡振芳不但穿一套西装还戴着礼帽,年轻轻的还要提着一根手杖显得特别绅士。孙慧敏要么一身西装套裙、要么一件非常讲究的旗袍,在一个不大的县城里特别引人注目。总的来说这个小家庭当时还是很富裕、很幸福的。但好景不长,危险随时会来。

       1941年可以说是最痛苦悲惨的一年。农历春节刚过,学校就开学了。有一天,胡振芳接到日本宪兵队的一个晚宴请柬,当晚就没有回家,孙慧敏到处打听都没有消息,到第四天早上日本宪兵队送来胡振芳急病死亡通知单,要胡慧敏家收尸,并且只能说是病死,否则孙慧敏全家和亲友都不得安宁。可怜的孙慧敏当时有孕在身又不敢找亲友帮忙,怕连累人家,只好通过胡振芳父亲找人把尸体抬回家。当孙慧敏给胡振芳换衣服时,胡振芳身体血肉模糊,冻得和衣服连在一起很难脱下来。他叫两个孩子给父亲磕头,一时母子三人无法控制嚎啕大哭起来,“我要爸爸”、“我要爸爸”两个孩子发出振聋发聩的惨痛声,孙慧敏也大哭了一通。她抱着两个孩子在深秋寒冷的夜晚坐了很久很久。孙慧敏四姐常住在孙慧敏家,也经常帮助沈慧敏夫妇打掩护、放哨。她已猜到了所发生的一切,就把家里彻底检查了一遍,在储藏室里发现了一台发报机,当天深夜同孙慧敏在大院南墙角下挖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坑把发报机埋了起来。第二天天亮起,他们家就开始被人监视了。

       日本便衣监视很严,胡振芳去世后没有亲友敢来家探望,只有孙慧敏的五姐夫以为自己是医生,有时日本人也去他的诊所看病,应该不会被日本人怀疑,所以出于同情心到家坐了片刻,没想到回家后便被日本人传讯,没过几天就过世了。

       在胡振芳去世后,孙慧敏始终在日本特务的监视下工作、生活。这时她被县教育局批准到城里北关小学任教。上班第一天就发现有人跟踪,其后经常有人追随左右,在家时对门的楼口也有人监视,大家对孙慧敏的处境十分担心,一个胡振芳的朋友在有人时竟不敢和孙慧敏说话。孙慧敏总是担心,怕日本人加害于她,每夜不敢安睡,一听到汽车声就吓得坐起来,天天在惊慌中生活。

      事情终于发生了,有一天,半夜有人敲门,进来了一名警察两个便衣,什么也不说就进屋搜查,搜查了两三个小时,锅碗、家具、桌子抽屉里的书一件一件翻看着,墙缝、箱柜子无所不搜到,只拿几张照片走了。像这样担惊受怕的日子持续了5年左右,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才算结束。

       东北光复不久,孙慧敏就正式参加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宁安县宁安镇第一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在任区委书记、区长时认识了曾任我党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刘英夫妇并结下了深厚友谊。1948年春,孙慧敏调到佳木斯,被分配到省政府幼儿园做指导员,许多高干子女都在那所幼儿园待过。1949年初,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中央决定从解放区选派一批干部南下支援新区,孙慧敏主动报名被批准后参加集训,那年她已经41岁了,还要同年轻人一样打绑腿、列队跑步!一路艰辛地跟随南下大队赶到刚解放的南昌市。开始,被分配到卫生厅负责办公室工作。1953年孙慧敏被调入江西省政府大院人事厅,做人事干部科长,专门负责十七级以上干部调级工作。1956年7月孙慧敏又被调到省水电厅做宣传科长,然后做了许多年水利专科学校副校长。1969年10月后,受到“文革”的冲击,粉碎“四人帮”后孙慧敏同志才得以解放。1983年10月,经批准,享受副厅级政治生活待遇,离职休养后,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安度晚年。

       解放后,当年日本宪兵队长审讯胡振芳时的翻译被共产党政府逮捕,关于胡振芳被谁出卖的,被捕后的情况等等他交代了许多问题:原来此事起始发生于东园子保长朱四有名的东霸天这个人身上,他是宁安县东方一霸,老百姓都怕他,因为他还是日本宪兵队特务,做过许多坏事。胡振芳接任校长后,对他不得不尊敬,但因他经常扣留学校的办公经费、修缮费,胡对此不能忍受,曾经和他争吵过,他对胡表示不满。更麻烦的是,有一次,朱的女孩子在学校被同学打了,哭着回家告状,这位保长大人到学校来大吵大闹:“学校是我办的、钱是我拿的,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打我的女儿”既骂学生和教师又骂校长,胡振芳难以接受这样的无礼,很自然与他争吵了一番。以后朱四到县教育局要求调查胡振芳,没有得到同意,他就说胡有反满抗日的情绪,向日本宪兵队做了报告,这是1940年春的事,这可能是胡被日本宪兵队特务跟踪追迹的主要原因之一。

       后来,胡振芳真的被捕了。据当时在场的日本宪兵队长的翻译供述,胡振芳赴宴那天晚上他作为翻译在场,开始还有说有笑,后来宪兵队长突然说:“胡校长是远东苏联红军情报员,所作所为我们都知道,你们组织里有”聪明人“通知了我们一切,你们的组织已经瓦解了,坦白的已经放行,抗拒的已经处理,考虑到胡校长在城里很有威望,只要你向我保证不在从事抗日活动,我们就了断一切不予追究。”胡振芳日语很好,他立即回答:“为抗日救国运动我会奉献终身,直到把你们全部赶出大中华土地,这个组织被破坏了,我们还会有另外组织,四万万中国同胞一定能打败你们的。”翻译眼看日本宪兵队长变了脸,很害怕胡振芳受害,便用中文和胡振芳说:“您冷静一下,不要用日语骂他,您会很危险的。”胡振芳反过来用日语骂翻译:“就是你们这些汉奸走狗卖国贼出卖国家,出卖灵魂才使得我大中华失去东北三省这一大片沃土,你给我滚蛋!”此时日本宪兵队长已经恼怒到了极点,立即叫人对胡振芳施以重刑并用麻袋把胡振芳装走活活给摔死了。

       胡振芳惨烈牺牲时还不满28岁,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却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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